如果去一个地方旅游，却看不见风景，旅行的意义有多大？

　　对于年过6旬的上海盲人夫妇朱永铭、黄文英来说，这个问题从来不是问题。

　　自2019年8月进行了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旅游”——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后，这对盲人夫妇差不多以1年4次的节奏出去旅行。这个十一，他们计划去浙江象山。“旅游真是太开心了！以前从没想过盲人还能去大草原、去海边……诶呀，赤脚踩在沙子上，那个感觉真得太舒服了……我们还骑马、坐三角翼飞行器、射击、开车、乘游艇……每一次出去玩，都好开心！”回忆起过去两年旅行的点点滴滴，朱永铭、黄文英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就是“开心”。

　　虽然看不见风景，但显然，他们体验到的旅行乐趣并不亚于正常人。旅行可以为生活打开一扇窗——这句话不仅对正常人成立，也对盲人“有效”。

　　“盲人”这个概念并不简单。比如，朱永铭和黄文英都是盲人，但两人盲得并不一样。

　　黄文英的眼睛完全看不见，但有光感，“如果灯开了，我看不见灯，但能感觉到有光亮。”

　　朱永铭则有0.02的视力，“你坐在我对面，我能看到你的轮廓，也知道你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在哪里，但如果有人拿着你的一张照片问我，这是谁？那我肯定认不出。”

　　但两人都属于“盲人”之列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盲人的定义：矫正视力在0.05（不包括）以下至无光感，就是盲人。

　　

　　朱永铭和黄文英都是盲人

　　出生于1958年的朱永铭天生失明，“因为母亲在怀我时，吃了点药。”

　　1957年出生的黄文英则是在小学时渐渐失明，“小学3年级时视力开始下降。一开始我坐后排，因为视力变差，慢慢换到了第一排，最后，坐在第一排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了。”

　　家里人以为黄文英是近视，于是带她去配眼镜，“小姑娘爱美呀，我还担心嘞，怕戴眼镜被叫做‘四只眼’。”

　　结果视力差得验光都验不出来，赶忙到医院，检查下来，黄文英的视力只有0.02。不过，当时医生没能找到病因，直到黄文英15岁时才确诊：得了视网膜色素变性。

　　“这个病治不了，只能眼见着眼前的东西一点点看不清，有些人病情恶化得快，没几年就看不见，有些人恶化得慢些。”黄文英的视力算恶化地慢的，差不多在50多岁完全看不见，只剩下光感。

　　虽然看不见，但朱永铭与黄文英的日常生活与正常人并没有太大差别。他们早已习惯那个看不清的世界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……所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，不仅如此，黄文英还烧得一手好菜。

　　但说到外出旅游，则是另一回事了。

　　一般旅行社都不接待盲人游客，至于自助游，除了极少数特别牛的盲人可以做到，对于绝大多数盲人来说，如果没有视力正常的人作陪出行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行走、探索，难比登天。

　　所以，对朱永铭与黄文英来说，旅游一直是个奢侈的梦。即使两人在2005年、2008年分别退休后，也是“家里蹲”，直到2019年8月。

　　2019年5月，朱永铭的一个盲人朋友在没有亲友陪伴的情况下出去旅游，去的是内蒙古的大草原——呼伦贝尔草原。

　　朱永铭和黄文英得知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，“不可能吧！他怎么做到的？！”

　　这位盲人朋友告诉朱永铭，自己是跟团去的，苏州有一家专为视障者（包括盲人和低视力）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，旅行社工作人员和义工会带着你玩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朱永铭夫妇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旅行社。这个消息，让他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：或许，从今以后，他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出去旅游了！

　　3个月后，朱永铭夫妇就坐上了去海拉尔的飞机，朱永铭管这次旅行叫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”！

　　 

　　3个月后，朱永铭自己也踏上了呼伦贝尔大草原

　　“以前我们夫妻参加过福利厂组织的几次单位旅游，那时，厂里视力正常的员工会陪着我们一起玩；后来也和盲人朋友一起玩过几次农家乐，但都在上海周边，玩得也简单。这次就不一样了，去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遥远的大草原，而且还是自己坐飞机！因为团里的盲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，所以先要自己坐飞机从上海到海拉尔，在那里和大部队汇合。”

　　那一次旅行，朱永铭夫妇在草原上骑马、射箭、开车，“你能想得到吗？盲人还能开车！但我们每个人都体验了！所有这些都是我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，真是太开心了。”

　　

　　黄文英在大草原体验射箭

　　呼伦贝尔之行，让朱永铭夫妇感觉世界一下子变大了，有了更多可能性，“这种感觉太好了。”

　　刚回到上海，朱永铭夫妇就开始盼望下一次旅行，并在10月参加了这家旅行社组织的北京游。

　　“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，要到北京去登长城，当一回‘英雄好汉’，后来失明了，以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，没想到，竟然在60多岁时圆了这个儿时的梦。”黄文英感叹。

　　

　　朱永铭、黄文英夫妇爬长城

　　12月，夫妇俩又跟着旅游团去了云南西双版纳；

　　2020年4月，俩人去了富阳；5月到苏州；8月在青岛，“赤脚走在那个沙子上真得好舒服，一脚一个窝，用力一踩，水扑哧扑哧往上冒；还有那个海风，吹在脸上，真是太舒服了……”

　　2021年1月，俩人去了哈尔滨，“我们想去体验一下东北零下30多度的寒冷。本来想着肯定很冷，于是两人穿了很厚很厚的棉袄去，到了那里，发现比上海冷不了多少嘛……我们还在结冰的河上骑自行车，太开心了，那个冰有70厘米厚……还有一段很难忘的旅程，就是从雪谷到雪乡，我们得翻一座山——羊草山。那天，我们早上8点就出发了，在雪里走了整整一天的路，走到最后一公里，我不行了，怎么都走不动了，最后是义工和带队的梅老师把我拖到终点的。就梅老师是男的，其他义工都是女的，真难为她们了。”朱永铭说，虽然那一天很“遭罪”，但“总算知道爬雪山是什么感觉了。”

　　 

　　朱永铭和黄文英说，在冰上骑自行车太好玩了

　　4月，两人去了河南，在洛阳“看”了牡丹，“没想到牡丹花那么大，摸起来有绢的感觉。”

　　

　　5月去了福建平潭，“平潭的沙滩感觉比青岛的沙滩还要好，脚走上去沙子更软，更干净……都是沙滩，但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

　　

　　朱永铭、黄文英夫妇在平潭的沙滩

　　这个十一，两人则计划去浙江象山……

　　“旅游真是太开心了。我们真得很感谢梅老师，要不是他办了‘志苏’这样一个专为盲人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，我们哪能像正常人一样出去旅游啊。”在采访过程中，除了“开心”外，“梅老师”和“志苏”是朱永铭夫妇口中另两个高频率出现的词。

　　朱永铭口中的“梅老师”是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负责人，也是“志苏融合旅行”（简称志苏旅游）的创始人——梅志宇。

　　 志苏旅游脱胎于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，是该中心旗下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行服务的一家社会企业。这些年来，已有3300多位视障人士通过该旅行社组织的活动出游，足迹遍布海边、草原、沙漠、雪地、高山、古道……

　　 

　　志苏旅游团在腾格里沙漠中的湖里体验划艇后的合影（第二排右一为梅志宇）

　　“志苏在开展慈善公益服务活动的过程中，接触到了视障者群体，一开始，我们主要协助他们购物、就医、配药、体检等……慢慢接触下来，我们发现许多视障伙伴都有出行旅行的渴望。”

　　梅志宇称，很大一部分视障者都从事推拿按摩工作，从早到晚待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，“他们很渴望出去，渴望有更多体验。”

　　于是，就有了第一次旅行。2013年6月底，在志愿者的陪伴下，30多位视障者乘坐一辆大巴，从苏州出发，经过安徽、山东、北京，一路到了坝上草原。

　　“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在北京时正好7月1日，早上有很隆重的升旗仪式，旅行团里有个12岁左右的视障小朋友，从来没接触过军人，对军人一直都是想象。那天，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我们和一位军人说明情况后，这个小朋友从头到腰摸了这个军人的帽子、军装，终于知道了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……”

　　 

　　照片中的这位视障小游客终于知道了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

　　这个场景，梅志宇至今历历在目，也成了他创立“志苏融合旅行”的源动力之一。

　　和视障者接触越久，梅志宇越能感受到旅行带给他们的意义，“虽然不能看，但他们可以听、可以闻、可以触摸……旅行可以给他们带来超出日常生活的体验。”

　　最初两年，参加志苏出游活动的视障者都来自苏州本地，但从2015年起，出游队伍中出现了江浙沪等地视障者伙伴的身影，慢慢地，又扩展到了全国……

　　

　　志苏旅游团在婺源

　　“很多盲人想出去旅行，但苦于没人陪。一方面，很多盲人离开老家，在城市工作，家人不在身边；另一方面，相当比例的盲人从事按摩推拿工作，身边的同事也是盲人，所以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，很难找到人陪同出行。”

　　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报名者，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开始难以应付，“志苏毕竟是苏州当地的一个公益机构，而且根据法规，只有旅行社资质才能组织旅游，我们一年组织个一两次公益旅游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如果要增加频次，就不合适了。而且做这样的公益出行，我们是不赚钱的，甚至是亏钱的，很难大范围、长期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。”梅志宇如此坦言。

　　为了满足更多视障者的旅行需求，2018年，旅游业务从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剥离出来，单独成为社会企业“志苏融合旅行”，这也是全国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最早的旅行社之一。

　　梅志宇说，全国专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寥寥无几，“我所知道的有4家，全国应该不超过10家。”

　　这样的旅行社少，绝不是因为市场小，“新冠疫情出来以前，我们旅行社差不多每个月发1-2个团，供不应求，有时一个团的报名信息公布不到2小时，就报满了。”

　　

　　志苏旅游团在腾格里沙漠徒步

　　在梅志宇看来，缺少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，是因为这样的旅行社与一般旅行社很不同，“一般的旅行社都有地接，但我们这个不行，必须全陪，很难把视障游客转给地方旅行社。此外，到了一个景点，导游会让游客自由活动，然后说一个时间点集合，但我们必须全程跟着，为视障游客提供导引的同时，还要为他们描述风景。这个人力成本是很高的，而且对人的要求很高，要很有耐心。”

　　那如何解决这个“高人力成本问题”？志苏旅游的方法是依靠志愿者。

　　志愿者是志苏旅游团的“标配”，“差不多团队中1/4~3/1是志愿者吧，一个志愿者一般陪2位全盲游客，左手右手各带一个，或者3位半盲游客。” 

　　志愿者一部分来自于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的老义工，一部分则在全国各地招募，有时也会和当地公益组织合作，“像今年5月我们去福建，就找了当地的义工组织合作，让当地的义工陪同我们的视障游客旅游。”

　　

　　今年5月的福建游，平潭义工协会的义工们陪同视障者游客游玩

　　志愿者陪同旅行，尤其是长途旅行，成本不低，那么谁来负担这笔费用？

　　“最开始，志愿者出的钱比视障者都多，像第一次远行去坝上草原那次，每位视障游客差不多出了1500元，志愿者出了2500元；后来我们基本一样收费；现在，我们会负担志愿者的交通费、门票费等，但吃住他们自己负担。”梅志宇说。

　　所以，志愿者不仅要出力，也要出钱？

　　对此，梅志宇解释说，这个收费方式是这么多年下来的“经验”之举，“有些志愿者的出行频次比视障游客还要高，如果由他自己承担所有的旅游费用，一年多次下来，支出不小，会影响参加活动的积极性；但不收费也不好，可能造成志愿者报名随意、退出随意的情况。收取一定的费用会对志愿者形成一定的约束力，让他们做决定时更加谨慎——要不要报名，能不能保证去……这样也更利于我们开展工作。”

　　 

　　在贵州，志愿者带领视障者游客一起体验陶艺

　　至于对视障游客的收费，“我们基本上利润在10%左右，毕竟有房租要付，有员工工资要发，否则企业难以为继；但我们也不想把利润率定高，因为我们办志苏旅游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，而是为了让更多视障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出去旅行。价格高了，一些收入不太高的盲人就不能出行了……”梅志宇告诉记者，与市场上针对正常人的同类旅游产品相比，志苏旅游推出的盲人旅游产品价格差不多，有时甚至还低一点。 

　　这么多年下来，梅志宇深切感受到，社会大众对“盲人旅游”的观念正渐渐发生改变。“以前，还有很多人好奇盲人为什么也要旅游，甚至指指点点，现在，出来旅游的盲人多了，社会大众对盲人旅游更接受了，一些地方也开始创造更方便盲人旅游的环境。”

　　至今，梅志宇还记得5年多前的一次“流血出行”。

　　2016年8月，志苏带团到山东莱芜一景点旅游，由于该景点是当地村民和政府合办，景区工作人员不接受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中关于残疾人免票或打折的政策，旅游团无奈决定折返。由于售票处是单行道，旅游大巴无法直接掉头，于是在取得售票人员同意后，他们决定上山掉头下山。

　　但是，当大巴车开到中途检票点时，景区里的工作人员不同意他们无票通过——“不交钱就不能进”，争论中，一句“瞎子还出来玩什么啊”导致冲突升级。

　　

　　冲突中，一些义工护着残疾人以防止他们受伤。梅志宇被推搡后摔倒，头顶被划开一条约十厘米的口子，后来缝了7针，另有5名义工不同程度受伤，“后来景区就此件事向我们道了歉，当地也随即出台了政策，确定凭残疾人证可免票进入景区。”

　　也是这样的经历，让志苏旅游选择在出行横幅上印上了这样的口号：“让视障伙伴看见世界，让世界看见视障伙伴”。

　　

　　志苏旅游的出行横幅上印上了这样的口号：“让视障伙伴看见世界，让世界看见视障伙伴”

　　“以前的想法只是带视障伙伴出去旅行，感受、体验这个世界；现在觉得，盲人走出去旅行，也是让世界看见他们。看见了，才能更了解他们，给予他们更多关注与关怀。”

　　 

　　 

　　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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