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去一个地方旅游,却看不见风景,旅行的意义有多大?
对于年过6旬的上海盲人夫妇朱永铭、黄文英来说,这个问题从来不是问题。
自2019年8月进行了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旅游”——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后,这对盲人夫妇差不多以1年4次的节奏出去旅行。这个十一,他们计划去浙江象山。“旅游真是太开心了!以前从没想过盲人还能去大草原、去海边……诶呀,赤脚踩在沙子上,那个感觉真得太舒服了……我们还骑马、坐三角翼飞行器、射击、开车、乘游艇……每一次出去玩,都好开心!”回忆起过去两年旅行的点点滴滴,朱永铭、黄文英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就是“开心”。
虽然看不见风景,但显然,他们体验到的旅行乐趣并不亚于正常人。旅行可以为生活打开一扇窗——这句话不仅对正常人成立,也对盲人“有效”。
“盲人”这个概念并不简单。比如,朱永铭和黄文英都是盲人,但两人盲得并不一样。
黄文英的眼睛完全看不见,但有光感,“如果灯开了,我看不见灯,但能感觉到有光亮。”
朱永铭则有0.02的视力,“你坐在我对面,我能看到你的轮廓,也知道你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在哪里,但如果有人拿着你的一张照片问我,这是谁?那我肯定认不出。”
但两人都属于“盲人”之列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盲人的定义:矫正视力在0.05(不包括)以下至无光感,就是盲人。
朱永铭和黄文英都是盲人
出生于1958年的朱永铭天生失明,“因为母亲在怀我时,吃了点药。”
1957年出生的黄文英则是在小学时渐渐失明,“小学3年级时视力开始下降。一开始我坐后排,因为视力变差,慢慢换到了第一排,最后,坐在第一排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了。”
家里人以为黄文英是近视,于是带她去配眼镜,“小姑娘爱美呀,我还担心嘞,怕戴眼镜被叫做‘四只眼’。”
结果视力差得验光都验不出来,赶忙到医院,检查下来,黄文英的视力只有0.02。不过,当时医生没能找到病因,直到黄文英15岁时才确诊:得了视网膜色素变性。
“这个病治不了,只能眼见着眼前的东西一点点看不清,有些人病情恶化得快,没几年就看不见,有些人恶化得慢些。”黄文英的视力算恶化地慢的,差不多在50多岁完全看不见,只剩下光感。
虽然看不见,但朱永铭与黄文英的日常生活与正常人并没有太大差别。他们早已习惯那个看不清的世界,做饭、洗衣、打扫……所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,不仅如此,黄文英还烧得一手好菜。
但说到外出旅游,则是另一回事了。
一般旅行社都不接待盲人游客,至于自助游,除了极少数特别牛的盲人可以做到,对于绝大多数盲人来说,如果没有视力正常的人作陪出行,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行走、探索,难比登天。
所以,对朱永铭与黄文英来说,旅游一直是个奢侈的梦。即使两人在2005年、2008年分别退休后,也是“家里蹲”,直到2019年8月。
2019年5月,朱永铭的一个盲人朋友在没有亲友陪伴的情况下出去旅游,去的是内蒙古的大草原——呼伦贝尔草原。
朱永铭和黄文英得知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,“不可能吧!他怎么做到的?!”
这位盲人朋友告诉朱永铭,自己是跟团去的,苏州有一家专为视障者(包括盲人和低视力)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,旅行社工作人员和义工会带着你玩。
在此之前,朱永铭夫妇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旅行社。这个消息,让他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:或许,从今以后,他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出去旅游了!
3个月后,朱永铭夫妇就坐上了去海拉尔的飞机,朱永铭管这次旅行叫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”!
3个月后,朱永铭自己也踏上了呼伦贝尔大草原
“以前我们夫妻参加过福利厂组织的几次单位旅游,那时,厂里视力正常的员工会陪着我们一起玩;后来也和盲人朋友一起玩过几次农家乐,但都在上海周边,玩得也简单。这次就不一样了,去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遥远的大草原,而且还是自己坐飞机!因为团里的盲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,所以先要自己坐飞机从上海到海拉尔,在那里和大部队汇合。”
那一次旅行,朱永铭夫妇在草原上骑马、射箭、开车,“你能想得到吗?盲人还能开车!但我们每个人都体验了!所有这些都是我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,真是太开心了。”
黄文英在大草原体验射箭
呼伦贝尔之行,让朱永铭夫妇感觉世界一下子变大了,有了更多可能性,“这种感觉太好了。”
刚回到上海,朱永铭夫妇就开始盼望下一次旅行,并在10月参加了这家旅行社组织的北京游。
“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,要到北京去登长城,当一回‘英雄好汉’,后来失明了,以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,没想到,竟然在60多岁时圆了这个儿时的梦。”黄文英感叹。
朱永铭、黄文英夫妇爬长城
12月,夫妇俩又跟着旅游团去了云南西双版纳;
2020年4月,俩人去了富阳;5月到苏州;8月在青岛,“赤脚走在那个沙子上真得好舒服,一脚一个窝,用力一踩,水扑哧扑哧往上冒;还有那个海风,吹在脸上,真是太舒服了……”
2021年1月,俩人去了哈尔滨,“我们想去体验一下东北零下30多度的寒冷。本来想着肯定很冷,于是两人穿了很厚很厚的棉袄去,到了那里,发现比上海冷不了多少嘛……我们还在结冰的河上骑自行车,太开心了,那个冰有70厘米厚……还有一段很难忘的旅程,就是从雪谷到雪乡,我们得翻一座山——羊草山。那天,我们早上8点就出发了,在雪里走了整整一天的路,走到最后一公里,我不行了,怎么都走不动了,最后是义工和带队的梅老师把我拖到终点的。就梅老师是男的,其他义工都是女的,真难为她们了。”朱永铭说,虽然那一天很“遭罪”,但“总算知道爬雪山是什么感觉了。”
朱永铭和黄文英说,在冰上骑自行车太好玩了
4月,两人去了河南,在洛阳“看”了牡丹,“没想到牡丹花那么大,摸起来有绢的感觉。”
5月去了福建平潭,“平潭的沙滩感觉比青岛的沙滩还要好,脚走上去沙子更软,更干净……都是沙滩,但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
朱永铭、黄文英夫妇在平潭的沙滩
这个十一,两人则计划去浙江象山……
“旅游真是太开心了。我们真得很感谢梅老师,要不是他办了‘志苏’这样一个专为盲人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,我们哪能像正常人一样出去旅游啊。”在采访过程中,除了“开心”外,“梅老师”和“志苏”是朱永铭夫妇口中另两个高频率出现的词。
朱永铭口中的“梅老师”是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负责人,也是“志苏融合旅行”(简称志苏旅游)的创始人——梅志宇。
志苏旅游脱胎于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,是该中心旗下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行服务的一家社会企业。这些年来,已有3300多位视障人士通过该旅行社组织的活动出游,足迹遍布海边、草原、沙漠、雪地、高山、古道……
志苏旅游团在腾格里沙漠中的湖里体验划艇后的合影(第二排右一为梅志宇)
“志苏在开展慈善公益服务活动的过程中,接触到了视障者群体,一开始,我们主要协助他们购物、就医、配药、体检等……慢慢接触下来,我们发现许多视障伙伴都有出行旅行的渴望。”
梅志宇称,很大一部分视障者都从事推拿按摩工作,从早到晚待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,“他们很渴望出去,渴望有更多体验。”
于是,就有了第一次旅行。2013年6月底,在志愿者的陪伴下,30多位视障者乘坐一辆大巴,从苏州出发,经过安徽、山东、北京,一路到了坝上草原。
“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在北京时正好7月1日,早上有很隆重的升旗仪式,旅行团里有个12岁左右的视障小朋友,从来没接触过军人,对军人一直都是想象。那天,在天安门广场上,我们和一位军人说明情况后,这个小朋友从头到腰摸了这个军人的帽子、军装,终于知道了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……”
照片中的这位视障小游客终于知道了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
这个场景,梅志宇至今历历在目,也成了他创立“志苏融合旅行”的源动力之一。
和视障者接触越久,梅志宇越能感受到旅行带给他们的意义,“虽然不能看,但他们可以听、可以闻、可以触摸……旅行可以给他们带来超出日常生活的体验。”
最初两年,参加志苏出游活动的视障者都来自苏州本地,但从2015年起,出游队伍中出现了江浙沪等地视障者伙伴的身影,慢慢地,又扩展到了全国……
志苏旅游团在婺源
“很多盲人想出去旅行,但苦于没人陪。一方面,很多盲人离开老家,在城市工作,家人不在身边;另一方面,相当比例的盲人从事按摩推拿工作,身边的同事也是盲人,所以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,很难找到人陪同出行。”
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报名者,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开始难以应付,“志苏毕竟是苏州当地的一个公益机构,而且根据法规,只有旅行社资质才能组织旅游,我们一年组织个一两次公益旅游,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如果要增加频次,就不合适了。而且做这样的公益出行,我们是不赚钱的,甚至是亏钱的,很难大范围、长期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。”梅志宇如此坦言。
为了满足更多视障者的旅行需求,2018年,旅游业务从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剥离出来,单独成为社会企业“志苏融合旅行”,这也是全国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最早的旅行社之一。
梅志宇说,全国专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寥寥无几,“我所知道的有4家,全国应该不超过10家。”
这样的旅行社少,绝不是因为市场小,“新冠疫情出来以前,我们旅行社差不多每个月发1-2个团,供不应求,有时一个团的报名信息公布不到2小时,就报满了。”
志苏旅游团在腾格里沙漠徒步
在梅志宇看来,缺少为视障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,是因为这样的旅行社与一般旅行社很不同,“一般的旅行社都有地接,但我们这个不行,必须全陪,很难把视障游客转给地方旅行社。此外,到了一个景点,导游会让游客自由活动,然后说一个时间点集合,但我们必须全程跟着,为视障游客提供导引的同时,还要为他们描述风景。这个人力成本是很高的,而且对人的要求很高,要很有耐心。”
那如何解决这个“高人力成本问题”?志苏旅游的方法是依靠志愿者。
志愿者是志苏旅游团的“标配”,“差不多团队中1/4~3/1是志愿者吧,一个志愿者一般陪2位全盲游客,左手右手各带一个,或者3位半盲游客。”
志愿者一部分来自于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的老义工,一部分则在全国各地招募,有时也会和当地公益组织合作,“像今年5月我们去福建,就找了当地的义工组织合作,让当地的义工陪同我们的视障游客旅游。”
今年5月的福建游,平潭义工协会的义工们陪同视障者游客游玩
志愿者陪同旅行,尤其是长途旅行,成本不低,那么谁来负担这笔费用?
“最开始,志愿者出的钱比视障者都多,像第一次远行去坝上草原那次,每位视障游客差不多出了1500元,志愿者出了2500元;后来我们基本一样收费;现在,我们会负担志愿者的交通费、门票费等,但吃住他们自己负担。”梅志宇说。
所以,志愿者不仅要出力,也要出钱?
对此,梅志宇解释说,这个收费方式是这么多年下来的“经验”之举,“有些志愿者的出行频次比视障游客还要高,如果由他自己承担所有的旅游费用,一年多次下来,支出不小,会影响参加活动的积极性;但不收费也不好,可能造成志愿者报名随意、退出随意的情况。收取一定的费用会对志愿者形成一定的约束力,让他们做决定时更加谨慎——要不要报名,能不能保证去……这样也更利于我们开展工作。”
在贵州,志愿者带领视障者游客一起体验陶艺
至于对视障游客的收费,“我们基本上利润在10%左右,毕竟有房租要付,有员工工资要发,否则企业难以为继;但我们也不想把利润率定高,因为我们办志苏旅游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,而是为了让更多视障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出去旅行。价格高了,一些收入不太高的盲人就不能出行了……”梅志宇告诉记者,与市场上针对正常人的同类旅游产品相比,志苏旅游推出的盲人旅游产品价格差不多,有时甚至还低一点。
这么多年下来,梅志宇深切感受到,社会大众对“盲人旅游”的观念正渐渐发生改变。“以前,还有很多人好奇盲人为什么也要旅游,甚至指指点点,现在,出来旅游的盲人多了,社会大众对盲人旅游更接受了,一些地方也开始创造更方便盲人旅游的环境。”
至今,梅志宇还记得5年多前的一次“流血出行”。
2016年8月,志苏带团到山东莱芜一景点旅游,由于该景点是当地村民和政府合办,景区工作人员不接受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中关于残疾人免票或打折的政策,旅游团无奈决定折返。由于售票处是单行道,旅游大巴无法直接掉头,于是在取得售票人员同意后,他们决定上山掉头下山。
但是,当大巴车开到中途检票点时,景区里的工作人员不同意他们无票通过——“不交钱就不能进”,争论中,一句“瞎子还出来玩什么啊”导致冲突升级。
冲突中,一些义工护着残疾人以防止他们受伤。梅志宇被推搡后摔倒,头顶被划开一条约十厘米的口子,后来缝了7针,另有5名义工不同程度受伤,“后来景区就此件事向我们道了歉,当地也随即出台了政策,确定凭残疾人证可免票进入景区。”
也是这样的经历,让志苏旅游选择在出行横幅上印上了这样的口号:“让视障伙伴看见世界,让世界看见视障伙伴”。
志苏旅游的出行横幅上印上了这样的口号:“让视障伙伴看见世界,让世界看见视障伙伴”
“以前的想法只是带视障伙伴出去旅行,感受、体验这个世界;现在觉得,盲人走出去旅行,也是让世界看见他们。看见了,才能更了解他们,给予他们更多关注与关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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